耶鲁大学夏皮诺教授法哲学（九）

第十一课 马克思主义的破产与遗产（4）

最后，（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意识（的问题）。马克思认为，由于所有的这些其他的事情都不断地发展并导致系统在某个关节点上的断裂，并变得越来越运转不灵，一个个的工人将开始成为工人阶级，工人们将会看到他们被剥削并对此感到愤怒，然后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并在达到某个点的时候，他们将会认为他们除了身上的锁链以外没有任何可以损失的。（马克思在）这里的陈述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了，就是马克思认为的人们通过其他人的所得来判定他们的所得是否符合功利原则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他们不会问里根总统提的问题，“我比四年前是不是更有钱了？”而是关心别人的所得，但是，他们一般来说倾向于跟那些与他们相似处境的人比较，而这就是马克思犯错误的地方，这也是一百多年的工业社会学科研究证实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 与绝对贫困相比较起来，马克思实际上整个地高估了无产阶级的相对性的贫困状况（译注：教授这句话的意思是指，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将相对贫困等视于绝对贫困）。所以，如果我们将演示屏倒回去几页，那些内容就是关于剥削的理论，在介绍这部分理论时，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测试，我们看到，如果按照马克思所定义的剥削，你们其实都乐意被更多地剥削而不是被更少地剥削，这意味着，我们能够自由选择时，我们会更愿意受雇于一家使用了新技术的每日工作十小时的企业而不愿意去一家没有新技术每日工作十一小时的企业（译注－补充一下前面教授所谈的关于马克思的剥削理论：马克思认为，使用新技术的企业，其劳动成本，也就是工人的直接劳动所占的比例，大大下降，而资本投入的比例大大上升，因此，劳动所得的比例也大大下降，这意味着劳动者被更严重地剥削了，因为劳动者的劳动效率更高了，但是劳动所得所占的比例更低了。）

所以汽车工人会和钢铁工人或煤炭工人比较收入高低，但不会与他们所在的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比较，而这一特点在上上下下的不同职业中都一样。我想我提到过的，一个教授如果听到说自己办公室的收入比隔壁办公室的教授低5000美元（一年）的话，会非常沮丧，其程度远超过这位教授如果听说自己的薪水比同一条街上的一位律师少五十万美元的所感受到的沮丧。没错，人们会将自己与别人比较，但是他们会与其他境遇相似的别人比较，而不会与社会经济地位远不同于自己的别人去比较。所以，那种武装暴动（译注：指前文所谈的马克思的预言）不会成为必然的结果。

但是这样的测量是一个相对性的测量。它所测量的是你的所得的比例在整个的生产者剩余（译注：这个词是相对“消费者剩余”的另一面，指的是除材料等直接成本之外，生产厂家通过销售所获得的盈余）中的比例下降，而资本家的比例上升。这种（不断贫困的趋势的）理论所谈的不是绝对的数值。我们所看到的绝大多数的情况是，一方面剥削的程度，按照马克思的定义，在上升，而另一方面，工资水平保持相同或者甚至有所提升。所以很多时候的情况是，一方面工资处于上升中，而同时剥削程度也不断地上升。嗯，可是如果情况果真如此，你肯定不会到达绝对贫困的程度。你永远不会到达事实上的陷入绝对贫困的程度。而如果是绝对的经济贫困才能导致武装行动的话，那么，（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意识将根本不会产生。

事实上，马克思在这里再一次地低估了政府的能力，政府有能力确保工人不会到达他们除了身上的锁链之外什么损失也不会有的程度。在1954年，一位英国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家，拉尔夫米利班，写了一本书，书名叫《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他在书中写道，“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的最好的朋友。”右派总是攻击福利国家，但是由于福利国家冲销了工人阶级的不满，因此它才是资本主义的最好的朋友，而且它确保了工人在现有的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他们不会到达“他们除了身上的锁链之外没有任何可以损失的”预言（译注：这里指马克思的预言）所描述的那个程度。所以当你读着他的宏观理论时，你会看到，这个理论充满了各种漏洞，所以整个理论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的灭亡根本不会到来，更因此，特别令人刮目相看的是，资本主义从未以马克思预言的那种方式灭亡。

对教授所讲的最后一节的内容，我插入一段注评，供读者参考：

按照教授解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认为工人阶级并不是事实上的存在，而是被马克思定义的一个群体，马克思认为属于这个群体中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他们是受剥削的人，他们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够维持生存，因此劳动成为被迫而不是自己的自愿的选择。然而教授认为，这样的人中差异非常大，而且各行业之间的群体不会关注其他行业的群体，因此，不会因为这样一个共同的背景而认同被马克思定义的“工人阶级”这个身份。换句话说，教授，即使被马克思定义为工人阶级（因为教授也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维持生存），但教授们并不会关心同一条街道上的律师的收入，不会认为煤炭工人或汽车工人等与他们的职业收入相关，虽然这些人也都是马克思所定义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教授认为实际情况是，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定义得不到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从业者们的身份认同，因此，具有马克思所定义的同一身份的不同人会结合起来，以暴力革命方式试图去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哪怕马克思的理论说，这些被他的理论定义为被剥削的人事实上变得越来越贫困。教授说，这样的贫困是将相对的贫困（即收入比例的下降）等同于了绝对的贫困。

这一点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今天很多福建人，尤其是农民，通过偷渡的方式到美国，然后经过多年的打黑工与等待得到赦免或申请政治庇护而获得正式美国公民身份，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在美国的绝对收入远远超过在中国。所以人们更关注的是自己的绝对经济条件，因为它关系到生存问题，而相对的经济地位，如福建农民在美国打黑工，无疑是美国最底层最贫困最受剥削的一个隐匿于世的毫无地位可言的非法移民群体，但这种相对的最底层的地位都仍然对于具有中国合法身份靠务农获得收入的相对并非最底层的地位的农民更有吸引力。所以教授认为，马克思基于被剥削的共同特点而认定的“工人阶级“身份地位不被他所认定的这些人认同，和对于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的混淆而发展的剥削导致工人阶级除了身上的锁链之外一无所有的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预言均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