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5日星期四

《先生》剧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教育可休矣!

中共大外宣电视台凤凰台播出了一个节目“【先生】马相伯: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rEpfhKYoY0)我希望分析一下我的感受,给大陆的朋友:

我不认为那个年轻教师说了支持个人独立性的话,他用类似的语言和错误地“引用”独立宣言,反而说了相反的话:

1、中国影片作为纪录片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叙述过程中加背景音乐,这使得真实性下降到小说级别,因此,我从不将带有背景音乐或其他人工方式编辑的内容看得太严肃。中国异议人士也学会这一套,在郑义主演的《棕榈??》的纪录片中就充满了大量的背景音乐,所以尽管解读出现严重错误,那也只是文学作品而不是历史。
2、剧的主题是爱国姿势应该是怎样的。这里的潜台词就是:爱国是道德是义务,如果不爱国,那就是卖国,这样的人就是卖国贼,而这种卖国贼的称号与本人的行为无关,而只是说他不爱国。剧的目的是要教育青少年以正确的“姿势”爱国,而不要“盲目”爱国。
但是,将爱国作为公民义务是违反人权的,具体说就是违反了人天生具有思想的自由。人权就是上天赋予的,其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就是思想的自由,它包括信仰自由、宗教自由、道德自由(国际法上也称良心的自由)、政治观点自由等等。正因为这样,以上课的方式(即强制的方式)“塑造”少年儿童,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所做的道德教育是侵害个人权利的。这是最大的洗脑。剧中的年轻教师就是洗脑工程的代表。
3、剧中,老师说到个人的时候,说的是,同学们要先懂得爱自己,然后才能真正地爱国。然而,根据国际人权法,爱国不应该强制更不应该是义务,因此,根本不应该存在爱国“姿势”问题,无论是先学会爱自己还是先爱集体和国家。根据自由主义,个人有权反对国家和政府,有权推翻政府或解体国家,也就是说,国家不神圣,它不是每个人必须爱的对象。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如何一边有权解体国家一边还必须爱这个国家。
4、剧宣传的并不是个人主义,它不过是借用法国革命时代的博爱口号借题发挥,然而法国革命中所宣传的博爱原本只是指宗教上的宽容,即,不仅承认天主教,也应该承认新教,如加尔文教派或路德教派。这里的博爱的原词fraternity被翻译为“友爱”,是不确切的,它实际上指“兄弟情谊” ,词根"frate"是法语中的兄弟的意思,就是英文的"brother",全词相当于英文的"brotherhood"(兄弟情谊)。 在法国革命的当时,它倡导宗教信仰上的宽容。它依据广义的基督教将所有基督的信仰者都当作兄弟姐妹,因此,无论是新教还是传统的天主教,都是“兄弟”,这背后是批评当时的官方不承认新教的地位,因此,新教婚姻与财产没有保护,不能继承,夫妻关系不受承认。说这话的当时甚至都不把其他信仰包括在内,如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它当然不是指要爱自己爱国家,这其中的对象都不对。
同时,爱国家与爱自己之间没有联系,一个人可以爱自己但不爱国家,甚至恨国家,一心要解体这个国家。难道不行吗?
5、世上唯一神圣的不是国家,而是人权,神圣在于它是天赋的、来自上天,其他任何人为的东西,如民族国家等,都是来自人类社会的,不是上天的,所以根本不神圣。而借爱国家的假神圣性,宣传爱自己,根本就与人权没有关系。人权所谈论的是个人的(不是个别人的)自由权利,这其中不包括自己必须以什么姿势爱国家的问题,相反,它所谈是指政府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涉属于个人的自由。人权要求政府不得就涉及个人自由方面的问题设置规范与义务,否则就是剥夺了个人自由。这就是人权神圣所真正指的内容。
6、那个年轻老师所谈是“学生必须从爱自己开始,才能学会不要盲目地爱国家”,但爱什么或不爱什么,老师所为政府的代言人,根据人权理论,不可设置规范 包括规范行为与规范态度。同时,爱自己是在宣言自私自利而不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人权的基础,就是人是独立的,他不是家庭家族民族或政府、国家的附属物,他有独立于外界的,唯己特有的思想价值信仰和价值本身,它的价值与任何集体没有关系,因此不因有人恨自己,就认为它恨中国或华人,也不能倒过来,一发现有人批评中国人或华人,就把自己放进去,然后产生莫名奇妙的愤怒与激动。这种都是没人权概念的前现代思想。
7、最后那个人的貌似总结的话实际上是在说,这个人的一生不能用爱国或卖国解释而应该用民族主义解释。这是对的,国民党的英文翻译就是nationalist party,就是“民族主义党”,爱国等就在民族主义的框架中。然而,民族主义也是现代文明和现代自由社会批评的,因为它否定了个人的独立性,因此也就破坏了个人的自由。
8、最后谈谈《独立宣言》中相关部分的内容:独立宣言认为,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及英国议会否定了北美人的自由权利,然后举了很多的例子说明,然后宣布,因为个人的自由权利被剥夺,因此,根据信念“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并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他们北美人宣布脱离英国,独立建国。这里没有谈论博爱或爱自己,而是谈论个人的自由。

2018年2月11日星期日

从奴隶到公民(第二部分)——反思中国民主运动(2)

第二节 道路评估
一.暴力及非暴力抵抗之争
1.不同抗争手段在中国的实际状况
自八九学运以来,反政府力量在暴力及非暴力手段上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如果仔细审视所发生的历史,我们可能看到另一幅画面:
六四大屠杀前二天,刘晓波发表《六二绝食宣言》,称“我没有敌人”,以表示自己坚持非暴力运动的主张。六四大屠杀前数小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神秘地出现了枪支,其中几支枪装有子弹,刘晓波当时说服众人将枪支砸断,表示要以非暴力方式坚持自己的诉求;2009年圣诞节前夕,刘晓波最后陈述中仍然坚持宣称“我没有敌人”。一年后,他因“多年一直倡导通过非暴力抗争捍卫中国的基本人权”而成为诺贝尔和平奖2010年得主。颁奖时,《我没有敌人》被朗诵,从而使全世界知道了刘晓波在中国倡导的非暴力运动。挪威政府说,“刘晓波通过其非暴力方式抵制中国共产政权的压迫行径,是一位杰出的博爱倡导者。”
与此相反的评价来自中国的许多打着民间旗号或民运人士旗号的人,他们以“刘无敌”的绰号对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表示遗憾、谴责与愤怒,认为这一陈述虚伪并误导了民运的方向,有些人甚至以恶毒的语言侮辱狱中受难的刘晓波。同时在暴力革命的道路上,并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代表人物,更没有任何以暴力方式组织反对中共的公开的捍卫民主事件。
在这一点上,美国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历史与中国的历程不同:在美国,与马丁·路德·金同时代的北方黑人领袖马尔孔姆·X就是一位倡导暴力革命的代表人物,他的“黑人力量”组织是这一主张的代表性组织,学生组织SNCC自1965年之后明显倾向于暴力方向,致使原主席约翰·刘易斯离开该组织。历史学家鲜有介绍X及其组织所具体组织的暴力事件,但是从历史对X的认可来说,他们可能是做了不少事。X在马丁·路德·金遭受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暴力袭击后,立即发表公开电报,威胁该白人如果再有此类事件将不惜一切手段对他的暴力行为进行报复。而中国民运的历史还没有出现类似的人与组织,更没有出现类似的行动。从更深层次考察,至少在公开的层面尚未见暴力主张下的代表人或力量的存在。
暴力革命的主张,从目前看,处于没有行动只有攻击非暴力运动的“民间”自发阶段。有名或无名的人士,他们或以异见者身份或以暴力革命倡导者名义,在“民间”或网络社交媒体上,对非暴力抗争进行各种谴责和攻击,但他们至今没有具体的对暴力革命的理论阐述或行动。对比一下美国50-60年代:与南方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暴力运动截然不同的,有北方黑人在X领导下的组织性的暴力抗争。而X,尽管不同意金博士的非暴力运动的主张,却不止一次地在公开演讲中表示对金博士的尊重与敬意,还有一次在演讲中说自己与SCLC是一起的。同样地,在法国历史上,当三级会议变成国民会议后,民间有传言说国王要以军事行动镇压国民会议,这才产生了攻占巴士底狱的暴力革命,因为巴士底狱是国王的武器库,民众以攻占武器库的方式阻止国王镇压国民会议。这都是历史上的暴力革命行动者对待非暴力运动的态度。
对中共来说,暴力革命并不可怕,因为他们有完全的镇压能力,而中共最怕的就是具有极大的国际影响力的人被捕导致全国发生大规模的抗议示威。1965年初,马丁·路德·金就是借助自己强大的全国影响力和号召力,故意被捕入狱,最后导致全国各地大规模的抗议,包括围在白宫外静坐示威到深夜。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国也有这样一位人物,今天的情况会如何?所以,官方最希望看到的刘晓波的下场就是:连骨灰都不准存在,彻底从中国及国际视野消失,并再也不会有第二个刘晓波出现。攻击以刘晓波为首的非暴力运动倡导者的,基本上是一些没有任何号召力与行动力的人,甚至是匿名,与我们平日看到的中共的水军相似。这些公开的“宣泄”在客观上否定、谴责与咒骂了非暴力抗争倡导者和参与者,使非暴力运动的社会美誉度与公信力受损,打击其号召力。如“刘无敌”被普遍接受和认可,以抵消刘晓波在全球引发的同情、支持与影响力,防止其延伸到大陆。而自1989年以来的长期数十年对非暴力运动的打压,使得如今连非暴力运动的潜在的领袖都没有,大家普遍地害怕被那些无名氏咒骂。
当然,现在又出现了新的攻击抗争者的情况,就是谴责仍在抗争中的民运一事无成。连21岁的刘易斯都知道的“必须由大规模运动实现平等权利的事业不能由3、5个律师的出庭辩护来替代成千上万人的上街抗议”。此为题外话,不展开了,大家可以自己对照自己所见所闻,看看是不是这样。总之,“民间”总是以各种方式匿名攻击非暴力运动,使之无法形成气候,此所谓将反对力量消灭在尚未萌芽的状态,并对残余进行穷追猛打斩草除根。
2. 暴力与非暴力之争的背后
究竟应该走暴力革命还是非暴力革命之路,是政治反对人士在争吵中常会涉及和辩论的问题,尤其是主张非暴力抗争的人士,他们在为非暴力抗争辩护时,总是会增加一些道义的砝码,包括刘晓波本人。刘晓波在他的《我没有敌人》中,他阐述说,“我希望……,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这也是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中所赞扬的“博爱”精神。
我不能确定非暴力路线的道德优势是不是来自这个陈述,但是非暴力的目的并不是要以爱感化专制独裁者。如果我们看美国黑人的非暴力抗争历史,他们故意地大规模违反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他们故意违反禁令上街游行示威,当支持他们同情他们的总统说他们在白宫外的示威打扰了自己家人的生活,他们无动于衷……这些都不是要用“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也就是说,非暴力抗争本身并没有包含“道德高尚”的境界。从历史上看,它只是一种抗争的方式。另一种方式当然就是暴力抗争。如果考察美国独立史,当时北美的英国殖民者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开始向英国议会与国王提出要求、进行沟通,但最终还是转化为了独立战争。如果我们说非暴力是高尚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断言美国独立战争是不高尚的?卑鄙的?
再看印度甘地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甘地的目标并不是个人的自由而是民族的自由,即民族自治。这在二战前后世界各殖民地国家十分流行,就像今天的专制国家的国民要求个人的自由一样。在当时,民族独立民族自治就是道德高尚,就像今天谈到人权就是道德高尚一样。然而,甘地本人除了争取民族的自由外,其目标并不涉及个人的自由。他或许像美国种族歧视时期的中产黑人精英一样追求不在自己的国家受到种族歧视,然而当这个问题解决后也就是印度独立后的半个世纪,印度没有成为民主自由国家,相反,甘地领导的独立运动后的印度仍然是专制国家。
以上是对各种被人们传颂的历史的反思,看看我们唾弃的政治集团的历史:中共在国民党执政的28年间(1921-1949)组织了无数次的大小非暴力抗争,也曾与执政的国民党合作过最终组织了百万大军军事进攻国民党军队,将国军赶出大陆。这期间,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策略的灵活多变。他们在国统区实施各种各样的非暴力抗争,不仅有各种口诛笔伐,更会鼓动学生运动、工人罢工等各项活动,在根据地,他们积极从事毒品走私交易,联络投靠苏联,准备与国民党决战。也就是说,无论是妥协、非暴力抗争、暴力革命,他们都做了。
那么我们应该可以得到结论:非暴力抗争,和暴力抗争一样,并不具备道德优势。非暴力抗争的结果,依据运动本身的目的,可能导向自由也可能导向专制。非暴力运动,作为手段,其本身不存在意识形态问题,就像我们不应该评说手枪究竟是正义还是非正义,因为它只是工具,任何人,不分意识形态道德美丑,都会使用它,就像某种语言,无论是高尚的或卑劣的无论是国王还是乞丐都使用它。而可以进行道德评价的应该是动机、目标、战略等,因为他们包含价值取向。
那么为什么三十年来暴力与非暴力之争一直持续不断?
如果路径本身并不具有意识形态的评估价值,那么路径能够变成长达数十年的争论的背后是偶然的驱动力吗?有人说,没有任何目的,就是不同的个人进行讨论而已。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如果是偶然,那么它一定不会大量地长期地充斥于“民间”“异议圈”,最大的可能是刻意安排的。我们通常会认为“民间的”都是自发的。这在没有主导舆论方向的力量时、在新闻有自由时、在言论有自由时,的确如此,但是当这一切都反过来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仍然认为这些都是“自发的”、“民间的”现象,我们只能相信是披着“自发”、“民间”外衣的现象。为什么需要刻意安排?实际上政治动作是复杂的,原因不会只有一个,单一原因的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3. 抗争运动的组织内部和外部关系
既然暴力与非暴力抗争都没有道德优势,那么我们就可以也应当从实际需要出发来分析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策略进行抵抗,用什么样的手段达成自己的目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从美国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历史中得到启示,那就是,无论个人对战略的认知,只要是具有同样目标的人,他们就会结合在一起,而即便因战略定位不同而不能结合的人,他们也会通过组织之间的协作而结合到一起,例如美国南方的宗教组织SCLC和美国学生非暴力组织SNCC,他们都以非暴力运动为手段,但是他们之间有不同的战略定位,宗教组织认为应当以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促使平等权利问题在联邦立法层面得到解决,而学生非暴力组织认为更重要的是“从身边做起”,他们更倾向打破南方州对种族歧视的立法,因此不追求全国性的新闻效应不追求在联邦立法层面解决吉姆克劳法对黑人的歧视,他们对联邦权力没有信心。然而,他们在长期的分歧与争论中还是坚持合作到了最后成功的时刻,他们共同发起了许多非暴力抵抗运动,在运动中互相协助互相支持。
政治反对本身不是凝聚力,只有正面的政治信仰才能形成凝聚力。中国的反对专制统治的事业至今可以说完全没有因为正面的政治信仰而结合的团体。虽然有宗教信仰团体,但是宗教信仰不能代替政治信仰。马丁路德金成立的SCLC组织,虽然是宗教人士的组织,但是,它本质上是不同教会的神职人员组成的政治组织,而这些不同教会的存在,不仅仅意味着地域上的不同,更多的时候是因为宗教认知上的差异而形成的,也就是说宗教信仰的差异不会成为阻隔他们实现政治目标的因素,而这些牧师在政治上具有相同的诉求——诉诸联邦立法。而同样诉诸联邦立法的北方精英组织NAACP,虽然也是诉诸联邦立法,但是他们的战略不是要采取大规模的示威抗议运动而是要以在最高法院胜诉的途径来否定以往的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并成为判例推广到所有州,从而打破吉姆克劳法。今天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但是在他们所处的历史阶段,没有人能够看到未来走向究竟会如何,不过,当年的领袖因为自己的不同政治信仰而结合,又因为不同的战略定位而形成各自不同的组织。
反观中国,从五四运动开始,因政治信仰与不同的战略定位而结合的是怎样的团体?共产党。而共产党夺得政权后至今,没有团体因为政治信仰与战略定位而结合。虽然现中国的政治反对圈有一些比较著名的团体,不过,同样团体的成员之间信仰迥异的情况屡见不鲜,因为这些团体的政治目标基本上都是“反共”——这不是一个具有正面价值信仰的目标,反共的背后有着极大的差异。
如果我们看美国黑人领袖的脉络,举个例子,建立NAACP组织杜比奥斯(前介绍章节的第三位领袖)坚持不考虑任何代价和地方利益地打破吉姆克劳法,而他之后的历届总部领袖都以此为目标,例如特古·马休(前介绍章节的第五位领袖),虽与沃尔顿(前介绍章节的第六位领袖)是有私交的同行精英朋友,但是马休在赢得布朗案之后坚持要求全国各分部以该判例为证据对当地吉姆克劳法进行诉讼,而沃尔顿作为地方领袖却并不认可。之后宗教界与学生组织大规模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即公民不服从运动),NAACP的新上任领袖再次强调应该在法律框架内行动不要破坏法律。连续三十多年连续几代的领袖都坚持同样的战略和同样的政治信仰。
我们在中国文化圈所见的组织,多数没有战略定位没有清晰的正面的政治信仰,例如说,民主自由宪政,很少有组织领袖或成员能够阐述清楚他们组织所理解的民主自由宪政的概念,因此中国的组织在民间没有凝聚力,而由于组织缺少正面的价值诉求,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由非个人关系变成个人关系,于是存在多的是个人恩怨而不像是美国黑人精英那样,即使组织各自不同的组织(即战略定位不同),相互之间尚能保持沟通理解与支持。这是中国与美国黑人历史中的著名领袖与他们的组织之间的最大的差异。我可以说,中国的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之间的各种不合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组织内部,外部的所谓中共的挑拨离间是次要的原因。这也是我在之前所说的,中国的抗争仍然处在美国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历史的初期阶段,即极少有成型的组织和目标清晰明确可行的战略定位的,许多人连战略定位是什么都不知道。
处于对组织的各种程度的失望甚至绝望,有人呼吁不要组织,各人自己行动,最后汇聚成大的不可抵挡的潮流。这是不可行的。因为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只要对手采取任何一种应对措施,分散的斗争者就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反应,在与对手一来一回的较量中,至关重要的是有大量的因为信念而结合在某个组织系统中的个体,而不能是全部分散的个体。一般来说,无论是暴力还是非暴力抗争,参与者中的主体都是某个组织的成员,虽然非暴力组织在每次的大规模运动中会吸引很多临时决定加入的人。这是非暴力运动成功达成目标的必要的因素,没有组织的自发产生的运动,如五四运动和八九运动,都会因为组织的自发性和临时性而不能带领抗议者作出有利于运动的应对策略。如八九运动的末期,也就是六四大屠杀之后,全国各地都自发产生了很多的抗议,但是由于没有稳定的有准备的组织,所有的抗议都是自发的,最终这些自发的抗议不仅不能带来局面的扭转,反而是最后的抗议的参与者遭到被捕、被杀的结局。所以,无论是时代如何变化技术如何更新,组织都是需要的,但是组织不能是以行政命令为基础的封闭式的,而应该是以共同的政治信仰价值信仰为基础的开放型的(开放型指的是组织内部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它不表示组织必须是公开的,相反它完全可以保持地下组织的形态,如美国独立革命期间的北美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爆发前都是秘密的,开放型组织不会要求成员为共同的事业而献身,它的行动基于讨论、自愿和相互的支持协作)。

二. 战略决策:暴力还是非暴力?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有很多的抗争行为的背后没有任何战略决策,它们常常是凭借个人一时的义气或长久的个人信念而作出的决策。我自思参加八九学运就是这样,而且据我知,我们当时一起的同学们也都是我这样的。今天有很多人相信了各种宣传所说的,学生运动是中共内部斗争导致的,这不是事实,只是宣传。学生运动从产生来说,就是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自发引起的。有人不相信会有自发的抗议,这是因为更多的人没有因为关注公共事件而愿意抗议,但是在八十年代,一个理想主义色彩较浓的年代,这样的大学生不在少数。我这样说的证据是:在胡耀邦去世那天(4月15日)以及第二天,不仅北京学生有开始表示抗议的,上海、成都、广州等等都开始出现大学生抗议。4月17日,数个城市发生大学生上街游行的情况。只不过,大家看到的记载到目前只有北京的情况,甚至有年轻人以为八九学运就是发生在北京的运动,各地其他的抗议不过是声援活动而已。我们将视角推回到1919年,五四运动也是因为巴黎和会的条约被泄露而即时产生的北京学生的抗议行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在中国选择了非暴力抗争的形式,而这一历史抉择不是人为计划的,而是偶发事件引起的,这也是对比美国同时代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历史时,我们能够看到的中国七十年历史显示出的不成熟之处,因而我说,中国的民主运动只是类似于美国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早期阶段。在这个早期阶段,为什么历史选择了非暴力抗争的形式?

2018年2月4日星期日

从奴隶到公民(第二部分)— 反思中国民主运动(1)

如反思中国民主运动,我提出的问题是以下三点:
1)为什么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科学(德先生赛先生)”口号所憧憬的政治与社会文明没有实现,而五四运动、八九学运直到如今,我们看到的却是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先后统治中国?
2)对比中共的非暴力抗争与暴力革命,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非暴力运动有没有道德优势?暴力革命有没有道德优势?
3)对比五四运动、八九学运,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如何策划与借助国内与国际力量?
以上三个问题中,问题一为对战略进行评估,问题二是对抗争手段进行道德评估,问题三是策略与对外界力量的评估。
因此,我分三个方面来阐述我对美国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历史的思考:
第一节  战略评估
一、种姓制度下的人人不平等
我们可以看到黑人在整体上,从1865年获得法律上的自由到1900年期间,在北方历经了被工业革命排除在外而导致赤贫的状态,在南方历经了一场失败的战后重建,白人种族主义群体以暴力恐吓威胁袭击暗杀凌迟等方式(黑道)去做政府不能做的事——打压刚刚获得自由地位的黑人,同时以立法的方式(白道)确立南方黑人的二等公民或下等人地位,也就是以种姓制度而不是自由平等的制度代替过去的蓄奴制,而种姓制度就是一种不平等的制度,它的存在毫无疑问地违背了人权理论的“个体的独立性”和“自由、平等”原则,也就是违背了美国宪法。
解释一下种姓制度,因为在中国,我们上历史课的时候,我们被灌输的概念是:种姓制度只是印度的制度,好像与我们今天无关。实际上“种姓”这个词是意译,其中文词包括两个概念,即种族与姓氏,也就是说,种姓制度是根据种族与姓氏决定一个人的地位的制度。据我知,当中国历史课堂上吹嘘东西文明的交汇是通过丝绸之路的时候,该陈述已经将古印度排除在东方文明之外了。事实上,古印度与欧洲的文明交汇比远东(今天的中国)密切得多:在东罗马沦陷以前,欧洲人为了保存肉制品而需要大量的热带胡椒来腌制肉制品,以防止腐烂变质。这样的交易是全社会的日常的,不像丝绸只是极少数上层贵族中的贵人享用的奢侈品,因此,古印度人与欧洲人很早就有通商,而且欧洲人对印度文化比对古代远东(现中国)文化熟悉得多。东罗马沦陷后,陆路交易通道被阻,胡椒贵如金。于是欧洲人开始了航海大发现的历程,而最初的原因就是胡椒。葡萄牙花费一个世纪终于首次打开了通往印度的航线,靠胡椒贸易成为了欧洲航海大发现以后的第一强国。而在古印度,印欧通婚后的混血后裔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均优越于当地土著,于是形成了类似于欧洲的世袭制度的、但不是靠战功而是靠种族加姓氏而确立的社会等级制度,被称为Caste System。这种制度下,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与一切特权的获得都凭借世袭而不是个人的努力,如欧洲的战功。这种制度使得个人努力没有任何意义,是最不平等的制度。
但是,像这样的凭借出身(或曰血统)获得地位的Caste System不仅仅存在于印度,中国自古就有。在今天的中国,一个人出生于城乡、其父母的职业和地位等差别决定了他一生面临的各种机会的不平等,从而导致人生价值不能凭借个人努力来实现的状态,这就是种姓制度造成的,诸如如户籍制、干部工人分级制、干部分级制等。相比历史上的美国南部,黑人的处境与中国的草民处境类似,即表面上不是奴隶,但实际地位永远无法靠个人的努力得到改变。对于此,刚刚摆脱奴隶地位的美国黑人所面临的各种困境与中国草民也非常相似:例如工作只能以温饱为目标(农民、蓝领、白领等)、事业的上升只能以不打破社会等级制度为前提(红顶商人)、生活只能以求生存(平安健康)为最大幸福,这些将中国草民分为有钱的草民和没钱的草民,同样这些将美国黑人分为底层黑人与中产黑人。这些将中国草民分为有钱的草民和没钱的草民,同样这些将美国黑人分为底层黑人与中产黑人。
二、不同阶层的个体之间的共识
实际上寻找到共识点是极困难的,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背景看法差异会是巨大的。根据上述的对比,我的第一个小结论就是:美国黑人的处境与今天中国人是一样的,就是虽然内部有小阶层的划分,而且小阶层的利益诉求不一样,如早期的布克华盛顿Vs杜比奥斯(前述第二位与第三位)关于妥协还是追求平等之争、中期的马休Vs沃尔顿(前述第五位与第六位)关于全国一律以法律地位的平等为目标和以现有利益为首要之争、和晚期的马丁路德金与马尔孔姆X(前述第八位与第九位)关于非暴力运动与暴力反抗之争,但他们都有同样的诉求,就是要争取黑人作为整体少数族群的个人平等权利,这是他们成为历史上的争取平等权利领袖的原因,但并非所有人当时都认同此诉求,例如X(第九位)曾说到的“居家奴隶”。
面对历史上美国黑人的诉求的一致性、明确性与可评估的特性,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诉求并不是以整体的低等级的个人权利为目标,我们的目标极为模糊:从五四运动的政治文明现代化目标到八九学运的民主目标都是指抽象的政府性质,但任何政府均可声称自己是民主的政府。政治目标的模糊性还表现在:任何人对此目标的描述都不一样,而多数人实际上无法描述这个目标,所以只要推翻旧政权,新政权都可以说自己实现了学生的追求。也就是说,这样的目标无法进行规范化的评估,反而会被任何获得权力的集团利用,从而声称自己是唯一合法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争也就是合法性之争。另外,这样的目标由于停留于政府或曰体制层面,它或许能为学生所向往(刚好两次运动也都是学生运动),但是普通的草民无法理解,这是我作为八九学运的参与者亲耳听到同情学运的市民说的。到今天,我还听到一些访民说,民主制度就是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云云,而一般民运人士的宣传就是“民主是一人一票”。这告诉我们,如果口号相同,内容不同理解不同,那么我们无法将此作为目标,因为目标必须是可定义和任何人均可独立评估的,因此,将民主当作目标不是一个好的选项。
除了追求民主为目标外,更有民间草根活动人士将反共作为追求,这更是模糊,因为“反对xx”与正面地“主张xx”是不一样的。正面的主张,即使模糊,也能给出模糊的定义和进行主观的评估,但“反对xx”的背后有非常多的内容,无法定义当然就无法评估。这是显而易见的:非A的意思是A以外的所有,而“反对xx”就等于是“非A”,模糊描述的A还算可能,但非A则完全不行。例如反共,红二代、特务、间谍、商人、学生、无业者、病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因和自己的动机。举例红二代的反共,他们反对共产党一度执行的“代理人制度”,即非正红血统者主政;特务反共,他们是要钓鱼,因为成果的背后是巨额的奖励;商人反共,在国外可能纯粹是为了获得移民资格或掩盖自己的特务身份;……不同的群体都有自身的利益,而相互利益可能严重冲突。在此背景下,以“反共”为诉求,则会满足某一群体,如红二代,的利益,他们逐渐或加速回到毛时代,但所有其他人与他们有什么共同利益?习上台后,其反腐风暴也是“反共”,这时,即使官员也被抓被杀无数,即使特务或间谍,他们获得的情报可以将“同道”置于死地,致使国内一整批人被处决或失踪,但他们也照样可能成为“反共”风暴中的马建,更何谈其他人等。 “反共”的背后没有共同点,它只是一个表面立场,就好像全民公决的投票,投任何票都不代表全民只有两个立场且相同立场的人互相必是朋友。所以“反共”不可能成为共同诉求。但为何这么多年来,反共成为了大家的某种默认的“共识”?我记得我在历史叙述中讲到过:自二战以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民主阵营就以反共为自由主义共识,也就是,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以反共为首要目标。正因如此,很多异议人士得到了西方各国的庇护,于是感觉上就是:反共者均属同一阵营,大家就是朋友。
总之,美国黑人的百年奋斗基于根本的共识——每个人不分种族不分身份的法律地位的平等(也是人权),而五四运动至今一百年了,我们至今没有达成一致,也就是我们没有共识。为何没有?因为,“民主”是学生提出来的目标,涉世未深的学生关心的是概念上的政治制度。所以,当一个被压迫民族以学生为全民族的领袖时,整个目标(或曰战略目标)可能会失去可行性和广泛的代表性(即学生的目标不是市民的目标,所以市民只能旁观和鼓掌,却无法参与)。其次,我们的目标,无论是哪个阶层,都没有涉及个人权利,而是将关注点放在利益(或用中共的话叫“权益”)上面,这个利益就是可以通过“解释法律(释法)”转化为政治上更优越的地位。而对比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目标——个人的平等权利,这是个人的权利,也是每个人的天然权利,其核心在于“平等”。那么平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在法律上,任意一个黑人与任意一个白人平等。也就是说,一个世纪以来,黑人,无论在社会哪个阶层,均共同认定一个建设性的而不是否定性的目标——平等。这是持续了一个世纪的不变的目标。这就叫做“战略目标”。
持续不变是战略目标的特点,如果今天这样明天那样,那等于是没有长期目标,也就等于是没有方向。如果可以总结的话,中国与美国黑人在类似期间的历史差别在于,中国的任何阶层的诉求中均没有“个人权利”,因此,新老政权都无视个人权利。草根平民以为政权更替会带来“休养生息”(共产党的历史词汇),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其实是中共的谎言),但是,如果以人权理论来看,凡是不承认人权理论者,即否定个体的自由权利、否定个体的独立性、否定平等,任何新政权都不会主动把这些还给人民(指立法或社会契约)。
三、什么是战略目标?
战略学对很多人来说是全新的名词,许多人将战略学的概念以通俗出版物的翻译内容为标准介绍到国内,于是,一谈起战略,中国人马上联想到“博弈论”、“游戏规则”、“囚徒困境”,以及所谓的精确计算等等等等。实际上,如果学习西方的战略学课程,战略是指一个长期不变的目标方向,它主观模糊,但是却对整个事业的成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举个例子:90年代零售业的大商家在竞争中面临一个新的选择,就是“网售”(这不同于中国出现的淘宝类商业)。各大商家必须决定是否要投资搞网络销售与送货(因为它涉及网络营销、网络银行、物流配送等等各大因素),这意味着极为巨大的资源投入。最终,在同样的市场中,面对同样的市场情况,不同商家做了不同选择,结果十年后,有些商家成功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有些商家失去竞争优势,有些商家新兴发展等等。举个例子,一家专门卖音像制品的最大的跨国零售门店连锁Blockbuster,十年后几乎倒闭,因为该业务被网络销售的网站挤到无法存活。这样的未来计划一旦确立就是战略,一旦战略形成,即会影响到其方向、资源投入以及运作模式。
而中国人联想到博弈是因为在翻译的时候,战略决策中有一个词叫“game theory”,这个词被翻译为“博弈论”,结果,基于字面含义,中国人开始了联想。首先联想的是“下棋”,认为博弈论就是设计如何对付对手的计划。这是极大的误解。“game theory”中的“game”,不是指下棋,因为下棋是“双”方,game可以是许许多多方面共同参加博弈,如一个行业的所有玩家,所以这个英文词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游戏规则”,它被引申指“法律”,也就是说,在一个很多人聚集的地方(即社会),制定一个无数人都能加入与互动的规则。而这个规则就是“法律”,不是两个人之间的“博弈”。如果我翻译,我会译为“游戏规则理论”,因为这个词翻译为“博弈论”使大家联想到“双方”或有限的“几”方之间的规则,那么几方之间的规则不会是法律,而可能是私下协定,这又引起误解。更有人以为博弈论是谈论“下棋的规则”。那么这个翻译与实际词汇的含义之间的差别点在哪里?博弈论将一个复杂的社会活动所涉及的“无数方”的活动过程简化成了“双”方的敌对过程。
四、可能的战略目标
回到中国的问题:我们的战略究竟是什么才能达成各被压迫阶层的共识?实际上,除了“个人的自由权利”、“个人的独立性”之外,我暂时看不到可行的具有各被压迫阶层共识特点的其他内容。
当然,有创造性的学者或法律专家或许能为大家指明一个更加符合全社会各阶层受压迫者的共同战略目标。不过,据我理解,全民性的战略目标往往不是普通人坐家里可以随便想出来的一个点子,它必须是具有哲学基础的理论。正如耶鲁大学教授所说,从1689年至今,除了洛克的理论(自由主义或曰人权理论),还没有另一个替代性理论产生,能够成为所有人的共同的目标。
历史告诉我们:学生追求的政治上的文明,因为涉及太深的社会科学基础,没有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和理解,包括倡导政治文明的学生们自己在内。而与此同时,靠抨击腐败政治与军事力量而掌握资源的团体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他们集团的追求——控制中国。但活动家和法律专家说,以强力获得政权的统治者不会主动给局外人(利益集团以外的人)以平等的个人权利保障。连以追求自由平等权利为目标的美国,也是在黑人少数族裔抗争了一个世纪才好不容易获得的,更不用谈靠武装力量和军事力量获得政权的利益集团了。亚洲各国家的历史都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一点。
为何必须是所有人都能认同的才能成为有意义的共识?因为要获得人人平等的权利,必须是人人都参与进来,这样不会有人最终以“功不可没”为由,抢夺权力并压迫其他人。正如约翰·刘易斯所说,“追求平等权利,不能是少数三五个律师的事情,它必须是全体受影响的人共同行动的事业,它必须依靠大规模的街头抗争来获得。”如果我们看美国的独立,我们就能发现,这场独立革命是基督教白人发起的,所以,他们可以不将平等权利即时延伸到黑人,可以继续将黑人当作财产而不是人。为何一个追求自由平等的团体最终胜利后不会主动给予没有参与独立革命的黑人以平等权利?因为黑人没有参加,因为追求平等自由的独立革命是白人的革命,因为白人制定法律时没有黑人的代表。所以,先不谈可行性如何,只是从战略上看,我对所有鼓动以单纯的战争或暴力结束现政权的观点表示严重怀疑,因为我不能参与。这意味着,所有像我这样的人都不能参与,这可能意味着90%以上的人(妇女儿童、体弱、老年、没钱、没资源、没权力关系网……,总之,出生布衣、没李刚一样的爸爸……),在某些以暴力革命获得权力的集团会组成一个将我们90%的人排除在外的社会。这就是中共的历史过程:没有夺得权力时,大唱民主自由,大赞美国的制度,以此批判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并在夺权后立即杀掉没有逃走的,以防止他们夺回政权。未来如果还是这样,我将仍然处于没有权利的状态——这也就是历史上的内容——政治权力更替但没有个人权利什么事,那能够算共识吗?显然不能。

2017年8月20日星期日

查尔斯·安德森教授:《卢梭的政治哲学理论》(全文)

(卢梭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浪漫主义思想家)

(一)8/12
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在理论阐述上比洛克的直接得多,有逻辑而且清晰。它是一部法国风格的理论论述。我们很容易地就可以随着课程内容理解它,毫不费力。我们会挑选出最重要的部分来分析,然后追踪那些他的重要的反对前人的论点。不过,尽管卢梭的论述十分直接易懂,但是他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让人感到难受的人。卢梭被所有方面认为是自己流派的思想家:他被说成是一个主张纯粹的民主的人,他也被人说成是极权主义者;他被认为是一个理性时代的模范,他又被认为是浪漫主义者;他在很多方面都充满了自我矛盾。现在我尽可能把他的原本思想讲清楚,我同时希望谈他在那个世纪是如何被人们评价的,不过这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将从三位理论创始人的角度去审视自由民主理论的基本内容。这三位是: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让·雅克·卢梭,他们三人对社会契约进行了探索,试图从特别的角度论述为什么政府是有必要的而且政府怎样才能获得合法性。他们解答的共同问题就是:为什么处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们愿意放弃他们的自由而组建政府。于是我们看到三位著名的理论家对这一历史悠久的传统进行了阐述,他们给出了各自不同的答案:
霍布斯认为,人们整个地放弃他们的权利归顺于权力的掌握者,于是这个政治问题的答案就是—绝对君主制。洛克反对这种观点,洛克说,这是不理性的,理性的人只会放弃部分权利,那些权利交给政府,以便护我们自己在自然状态下原来有的个人的权利,于是洛克的答案就是:政府的根本的出现是出于保护与保持个人权利的需要。卢梭给出了第三个答案,他的答案是:一个人既不能放弃自己的权利又不能保持一个群体中的一部分,而应该是一个孤独的远离社会的个人。而卢梭给出的答案让很多认可他的人觉得他是在说,一个理想的政府应当是一个纯粹的民主的政府。在这种民主制度中,参与和社会的价值高于个人的权利。此后还有其它人关注社会契约的传统,他们有十九世纪的康德和1971年的约翰·罗尔斯。
我们谈论的洛克与卢梭之间有一段比较大的时间上的间隔,我们值得回顾一下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霍布斯与洛克都是十七世纪的人,霍布斯的书发表于1640年代洛克是1690年代。他们都属于一个时代,不同于十八世纪的时代。卢梭则主要属于十八世纪的。他的社会契约论,也是他的主要著作,发表于1762年,与美国革命只相差几年的时间(注:美国革命比美国独立战争时间长,美国革命可以溯源至1765年,而独立战争从1776年开始,所以比美国革命提前三年),比法国大革命提前约一代人的样子,而他的著作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所以,时间流逝,时代也起了变化。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最大的社会转变就是知识的气候变化。十八世纪是启蒙的时代。我们有必要谈一下启蒙运动,以了解卢梭。十七世纪是一个前哨,这个时候科学是新鲜事物,理性的哲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话题,也是新鲜事物。霍布斯洛克牛顿,他们都是单个的人,所谈与探索都超越了他们的时代精神。不过,他们的思想直到十八世纪才流行开来。十八世纪,人们被他们的著作深深吸引。牛顿,一个自然哲学家,洛克,一个哲学王(哲学王是柏拉图理论里面所说的最智慧的人),他们变成了民间的英雄。这与今天每个孩子都知道爱因斯坦的名字相似。我们常说,恨不得自己就活在爱因斯坦的年代,不过即使今天也没几个人懂他的理论,哪怕是最基础的入门,而且只知道名叫相对论。也不理解为什么它那么重要。今天的人懂得等式,C平方,他们会把它们写在自己的车牌上,然后去做各自的事情。但很少人懂爱因斯坦,然而所有人都知道爱因斯坦是个天才,他们会说,“上帝啊,我希望我自己像爱因斯坦那么聪明!”这是一句流行的话。而十八世纪的人看待牛顿与洛克就与我们今天看待爱因斯坦一样,他们成为那个时代的尽人皆知的人物,而且激励了整个的时代精神,虽然那个时代其实不懂他们说的理论。

(二)8/13

如果你看18世纪,考察欧洲文明发生了什么,尤其是英国,不过也有法国,你会发现自17世纪以来这里的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着巨变。在17世纪,人们的日常生活仍然是黑暗的,中世纪的影子仍然在,强迫的痕迹,封建制的痕迹等等都在。当时的商业革命正在兴起,文学艺术仍然描述着泥潭,仍然是是老式的风格。但是18世纪,尤其1750年代,这一切都变了。你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乐观的时代,一个轻松而理性的时代,因为对人类理性的信仰,新兴的科学王和新兴的哲学王有着极强烈的乐观精神。通过人的理性探索和理性的人本身,文明正在进步,正在大踏步向前。(译注:这个理性与中国所言“和平理性”的理性是不同的,这里是指推理的理性,不是中国人所说的“不激动、不暴力”的理性。应该说,中国文化引进“理性”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曲解了理性的本意,将“以科学的方法进行推理、探索”变成了这个行为的道德特征,就是“书生式的非暴力的说理”。)整个世界变得积极向上。
这可以从艺术的优雅的风格看出来。艺术捕捉到的是一种令人愉悦的温良的气氛,与17世纪相比,18世纪不是战争的年代而是和平的年代,这不仅仅是法国,英国更是如此。
这是一个工业与商业革命蓬勃发展的年代。这个年代,到处是繁荣,生活水平日见提升,这是一个发明与发现的年代,也是知识的年代,这个年代,皇家研究院刚刚建成,科学成为人的业余爱好,就好比今天人们坐在家中玩着电脑,玩的是什么只有上帝知道,那个时代与此相似,人们在自家后院搞着各种实验,然后将实验结果写成短信交给皇家研究院,比如他们在自家进行的光、气缸、各种机械设备,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一个范例,他走出屋,来到自家后院放风筝。业余科学家们参与科学发现从某种意义上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的思想革命中的城市公民的角色。你可以看看建筑,17世纪的建筑物是封闭的,颜色深暗,还有厚重的石墙作为保护。18世纪,部分地因为和平,建筑物敞开了,有着轻的巨大的玻璃。你再看绘画,尤其是肖像画,启蒙时代的画作,如伏尔泰、洛克、杰斐逊等。与中世纪的非常不同,与古罗马皇帝的和今天大公司的高级行政管理者们的古板的面孔也非常不同,仔细看他们:他们都在笑,带着一种理性、愉悦乐观的浅浅的不易察觉的微笑,伏尔泰的肖像特别如此。唯一例外是乔治·华盛顿,不过,正如我们所知,他的牙非常糟糕,我就不在这里给你们展开讲关于他的牙的一系列的趣闻了。我们看看那个时代的音乐:莫扎特,理性轻快乐观向上的节拍。这是一个不同于格里高里咏叹调的悲观主义时代。这个时代不同于19世纪,那个世纪孕育出的是贝多芬、或者更糟糕的,瓦格纳,他的纪念加特达姆的音乐,描述的是被烈火吞噬的诸神之死。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是人,人的音乐,人的主张,选票和理性。你可以看文学:那时的作品,其精细优美,今天的我们很难模仿。后面你们会读到联邦主义者文集,或者独立宣言,看看这些文字的风格,你能写出来吗?极其优雅,但我们再也写不出了,我们没有了那时的感觉,那是一种唯美的风格。启蒙时代来到英国,正如我所言,标志着一个世纪的精神并一直到17世纪末,体现着前进的步伐。
但它也到了法国。法国的启蒙运动的一个特点是:它就是舶来品。伏尔泰将自己看成是洛克理论在他那个时代的传播者。法国人对待启蒙非常认真,他们像英国人那样模仿启蒙,他们在说“理性”的时候用大写的R将普通词汇变成特别的启蒙运动的词汇。他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寻求终极的理性主义。但我还得讲一下法国环境与英国的差异。英国在17世纪就进入了宪政君主制时代,议会的权利,英国人的权利都在17世纪的斗争中赢得了保障,就这样英国进入了中央民族国家时代。不过法国不同:在法国,所有权力全部揽在独裁的君主手里,进入到1750年路易王朝这个强大的中央的、集权的统治时期,议会的权利与个人的权利,贵族也好平民也罢,都被剥夺。皇家政府就成了一种类似于高度集权的庞大的官僚系统。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法国,这样一个启蒙运动的世界,迎来了让·雅克·卢梭——一个对抗性的人物,并改变着这个世界。
正如我所说,他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他说着启蒙运动的语言,但是,他从来不真正属于启蒙运动,他远离启蒙运动。在这样一个世界,他找不到可以容纳自己的地方,他是一个局外人,他认识知识分子,政治家、也了解法国的贵族沙龙生活,但他却总是远远地站到之外的地方。他写过一部歌剧,但是拒绝被国王召见,国王原本可能是要给予皇家支持的(译注:指钱或者说奖金)他就是某种不合拍的非核心圈中的人物,他不断地与人们争吵,他患上了抑郁症,精神与情感上都一团糟,最后他试图寻找一个独居隐身之地,他却找不到。他离开了巴黎,去到了一个小小的“自然状态的公社”,他得到那里的首领的许可,将自己的余生自我囚禁在那个地方,只有书籍与一个花园陪伴他。
坦率地说,他实际上就是用启蒙运动的特有的语言来反对启蒙运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为另一个当时正在兴起的传统作辩护,那个传统就是我们今天称作的浪漫主义,这是一个反启蒙运动的传统。在17-18世纪期间,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像南极北极一样无法聚合,这是那时的文化史上的一个部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启蒙运动强烈主张对理性的信仰,而浪漫主义强烈地质疑理性,并深深地信仰自然或天然。而卢梭的最早的作品就已经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他的第一篇著名的论述于1749年发表,那是一篇论文大赛的应征作品。德绛学院用典型的启蒙运动的风格主办了一次有奖征文活动,题目是:“艺术与科学的进步导致了道德的沦丧还是提升?”当然,作为启蒙运动的坚定强大的促进者,学院期待每个人会说,“哦,我们应该看到艺术与科学使人类道德更完善。它们使得事情都变得更好了……”
卢梭提交了他的应征文。文中,他的回答是:绝对没有促进道德完善。艺术与科学的进步理性的进步使人堕落而不是更完美。他的基本论述是:欧洲社会牺牲了对人的天然本性的道德要求。使人受到了知识的文化的诱惑,将人工的东西取代了天然的东西(译注:这里背后的意思就是以虚假取代真实)。你看到没,社会,所谓文明社会,要求一致的行为,要求可预期的、有用的、专业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它要求好的举止和礼貌,实际上这些带来的都是虚伪、堕落、做作。礼仪甚至是普通的礼貌都是在要求我们假装一个根本不是自己的本来面貌的虚假的人。随着理性主义的推进和文明的推进,我们变成不像以前那么道德了,因为我们失去了天然的本来的样子,我们不是纯粹的天然的我们了。在超市收银处,收银员用职业的笑容每隔30秒就挤出一句“祝您一天愉快”来,或许它创造了好的购物氛围,肯定比她不这样做而是展现出自己本来的样子要好,但我们不能说这人展现的是本来的她自己,这其实是假扮,是演戏,是游戏。她这么做是因为她可以获得报酬,她是拿钱这样做的,她才不关心你有没有愉快的一天,甚至,老实说,她或许心里正想着你最好有一个彻底的可怕的一天呢。但为了一小时十块钱,她就得这么说。那么从卢梭的观点来说,这就是为理性主义支付的代价,这就是为文明支付的代价。卢梭的立场显示出他可能和今天的我们一样,我们时不时地要面对各种紧张生活带来的困扰,我相信我们这个年代,作为启蒙运动成功后的后代们,确实不能简单地判断技术的不断复杂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不是能增进我们的幸福感。我们拼死工作就是为了有一个高的生活水平,我们花钱买的是逃避。我们在郊外购房以逃离喧嚣的城市,我们到北方拥有更好的住宅为了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我们上学学习复杂的各学科知识,如政治学,经济学,计算机等,为了能应对非常复杂的社会生活。而这样的社会生活反过来从长远来看又给我们带来新的麻烦。我们对这些需求和人造的物品构成了依赖,例如我们克服许多压力努力学习这些东西,比如驾驶、电视等。但而他们也给我们制造困扰,比如汽车很好,但汽车发烫了,突然有一天被追尾了,汽车散架了,就不好了,然后直到你再买一部车,你的早晨才能又好起来,所以,这些带来愉快的东西也会带来烦恼。现在我们或许也在想,一种简单的生活是不是真的更不好呢?有时我们说,小是美。那种自给自足和每天琐事带来的愉悦将会是更好的一种生活。而这就是卢梭在第一篇论述文中所要说的观点和他的追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卢梭作为启蒙运动的孩子,用了清晰的法国式的理性分析的启蒙运动的语言来表达对启蒙运动的反对而去维护浪漫主义。

(三)8/15
相对十八世纪的启蒙者和他们的朋友圈的角度,卢梭的角度或者说出发点是怎样的?相对启蒙运动高峰的社会生活相比,卢梭的生活方式的基点又是什么?他的出发点是一种简单的生活状态下的简单的人,比如,村民,农民,瑞士山脉中的山中人,他后来流放就去了那里。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当卢梭谈到他的政治理论时,他脑子里想像的是什么呢?他是不是将瑞士的山间村里美化成他的民主理想和生活理想的原型了呢?“那里的人说话不转弯,想什么说什么,他们诚实、直接了当,简单是他们的信仰与价值,他们的目标都是眼前的而不是长远的,他们是自然的而不是做作的,他们的食物、住所、都是共用的……他们愉悦而天然,这些人不会焦虑地相互之间攀比,没有嫉妒,他们的生活很艰难,所以必须分享并形成一个有特定目标的群体。”
我认为,要理解卢梭的理想中的合法政府的理论,就必须先理解卢梭的基本出发点——农民的生活、村民的生活,尤其是瑞士公社的生活,这个理论的具体内容我们后面会介绍。不过卢梭对文明状态的忧虑过了头!对他来说,所有的艺术与科学,例如,牛顿的成就—每个人的欢欣鼓舞的新产生的物理学,全都是虚荣、虚荣、虚荣,那完全就是人性的自大狂妄。那些村民根本不屑牛顿式机械,他们根本用不着,他们没有这些照样可以过得幸福完满;至于洛克在政治哲学领域的重大进展,那简直是毫无意义!瑞士的山间村民们无需学习任何人的政治哲学理论就知道怎样民主地统治他们自己,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人类的骄傲自大、虚伪的体现。
因此卢梭在1749年就写了这样一篇论文,而且开始了他的政治理论家的职业生涯。他在整个的职业生涯期间数次地描述了自然状态的景象,不过,第一篇是最完整的理论性的,因为我们从这一篇中可以看到社会契约理论的第三个版本,其中给出了自然状态的第三个版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卢梭所描述的自然状态是怎样的。它与霍布斯和约翰·洛克的理论彻底地对立。在人类建立社会契约而形成文明社会以前,人类处于自然状态。对于霍布斯来说,这种状态下,人是邪恶的攻击性的动物,总是互相之间处于战争状态;对洛克来说,自然状态下的人是理性的,是精于算计,文明,独立的个体,人们寻求获得个人的利益,但是他们并不会走极端,他们通过互相之间讨价还价而获得各自不同的利益。但是卢梭描绘了一个不同的自然状态:对卢梭而言,在社会形成前,原始人,“原始人”是他试图描画的自然状态下的人,都是单个地生活(译注:指不群居),没有复杂的社会组织,人就是森林中的闲逛者,而且,卢梭将这样的人描绘成“田园牧歌式的动物”(译注:这里教授用了一个法语词bucolique,应该是卢梭原著的用词),(这个状态下的)人无需竞争即可找到食物和住所,人没有长长的鱼鳍,人不像狼,人的体型天然就不具有攻击性,人表现得非常和平、配合、无攻击性,而且他也无需具备攻击性,因为当人生活在原始状态时,他什么都有,生活所需充足得很。人在自然状态下,卢梭辩解说,根本不会因疾病和死亡而焦虑,没有焦虑感,部分原因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只有最强壮的才能生存下来。在这段论述中,卢梭提前了一个世纪预期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所以卢梭描绘的人在自然状态下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生物。
这当然是一幅美丽的画面,它直接与霍布斯的描述对立了起来,而卢梭还不止于将自然状态下的人描绘得比文明社会中的堕落的人好得多,他还用追问的方式,进行毫不留情的逻辑分析:他问道,什么样的品质不是社会的产物呢?然后他说,人的温良不是社会的产物,那是天然的;人的容易相处不是社会的产物,那是天然的;人的健康不是社会的产物,那是天然的。那么什么是社会的产物呢?竞争是社会的产物、欺骗是社会的产物、攻击性是社会的产物,所有这些都是在人形成社会组织后才有的。那时,人们互相之间处于十分紧张的关系中。你看,当社会到处都是充足的食物住所时,你不必欺骗别人,而在一个社会环境中,当道德与规定要求人遵守诺言时,你又想得到某个东西时,你就想打破承诺了,你就得欺骗。欺骗就这样产生了,欺骗是社会的作用,实际上它是社会的一个特征;同理,竞争也是社会的产物,在自然状态下,如果像你描述的和平的农村一群人有着充足的生活来源,那就什么也不会发生。竞争是随着资源的压力,每个人都想赢的局面下才产生的,例如职位、权力、资产等等,而职位权力资产都是社会的产物,这些不是天然的,不是自然状态的特征。

(四)8/19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从幸福状态转移到悲惨状态呢?卢梭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人会发现农业、渔业、矿业、技术更好,这些能够使人提高生活水平、更多的人可以活下来、人的天然的激情会引导他去照顾生病的人,然后你开始想象,你创造出了财富的概念、社会组织的概念、最后是政治的概念,然后你需要不平等了,贫富、主仆、劳动分工,最终你创造出了一个复杂的文明社会的制度。人于是变得堕落,他不再具有天然的美好,他可能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他可能是一个遵守法律的人,保持承诺的人,他可能与人签约并遵守合约规定,他不必然是文明社会中的坏人,但是他已经不是从前的人了。
这就是卢梭于1749年绘制的画面,这就是浪漫主义的卢梭眼中的自然状态,卢梭对社会政治理论的最有影响力的贡献就是基于这一理论。

(讲到这里,卢梭的背景就讲完了,后面是教授回答学生关于卢梭的背景的问题)
1、浪漫主义究竟是什么?
解答:浪漫主义包涵许多内容,不过我概括为一种对自然的、自发的、不加算计的状态的执着的信念,它与理性主义的精于算计是对立的,一幅浪漫主义的绘画是那种激发人对自然的憧憬的画作,一幅理性主义的画作所激发人的是技巧、对称、构图;一首浪漫主义的诗作更多的是表达朦胧的情愫与感觉,理性主义的写作体现的是排斥情感与直觉,直接与思想对话,它们之间一种推崇自然,一种推崇人工(计划、构造、发现、发明),一种推崇情感一种推崇论证理论,这二者刚好在两端,形成一种平衡。教授:浪漫主义是一种应激性的反应,是对理性年代所产生的一种巨大的力量的对立。而理性主义自那时至今成为了我们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主题。

2、卢梭是不是追求趋利避害原则?
解答:是的,卢梭相信人们受到利益的驱使,趋利避害。这一理论在那个时代深入人心,他也不避讳这一点,不过他对此的看法还深入得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译注:浪漫主义是一个不太好的翻译,它是音译词汇,这样割裂了其真实的词汇背景。这个词的词根是“罗马”,古罗马人崇尚自然,将自然当作神,这个浪漫主义实际上就是“古罗马主义”就是“自然主义”。这里指的是接近一千年前的古罗马不是后来的东罗马。所以浪漫主义本身就含有一种怀旧的意思,它也是基于古罗马发展起来的贵族圈对工业革命的态度:敌视反感,破坏了田园生活。法国王公贵族,包括今天的人,以天然为美,多是因为内心对理性主义的排斥而产生的外在表现,启蒙运动的多数科学家哲学家都是当时社会中的受过教育的或崛起于工业社会的中产阶层人士,包括洛克。今天我们一样以天然为美,从商品中也能看到:天然的面料虽有瑕疵却显示一种高贵,人工的面料再精美也是大生产的廉价货;意大利的天然皮鞋是中国产的皮鞋的十倍以上价格,除了手工艺略胜以外,主要还是皮质是加工程度少的天然货。这些背后就是怀旧复古的情感,否定的是科技带来的影响。所以教授说,浪漫主义是对理性主义的反动,而且今天浪漫主义盛行的中国也一样否定对理性的追求,包括民运圈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同样缺乏理性的认知,只有感性的粗略意会。

(五)8/25
如果要读懂卢梭,作为自由民主理论创建人之一的思想家而传世至今的卢梭,一个其著作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大量引用来捍卫人权的卢梭,一个其著作至今仍被民主理论家引用的卢梭,一个其著作常常被政治异见人士引用来捍卫普遍参与的民主制度的卢梭,那么,他的社会契约理论是我们必读的书。我们现在就开始研究他的理论,不过,正如我说,我们将一节一节地读,就跟着他的著作的逻辑来理解他究竟要说什么。由于卢梭在书中从书的第一个字到最后都在谈论社会契约的一个核心问题,可能你们知道,那个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时候一个自由的人会同意被统治?”而他这本书一开始就极鲜明地提出来这个问题,书的起始段极为有名,是所有著作中的第一段中最为明晰的段落,这段话是:
“人们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许多人以为自己是他人的主人,然而他们才是更受奴役的奴隶。这一改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知道。究竟什么会赋予它合法性?我想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先一句一句地读这一段:“人们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是典型的卢梭的浪漫主义风格的语句,它的意思是:在自然状态下,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但如果我们看现实中的人,我们发现,人处处受限制。怎么变成了这样的呢?下一句就回答了:许多人自以为是他人的主人,然而他们比奴隶更受奴役。这又是什么意思?想一想那些人,不是地位低下的人而是那些领导人。领导人每天上午起来,然后,九点开会,十点开会,十一点开会,他老是被催着做这做那,对这件事负责,对那件事负责,总是备受指责,总是被告知应该怎么做……这个领导人真的比他的跟班更像奴隶、更受限制、更少的自由去享受文化生活、更少的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个领导好像是对一切负责,但实际上是最没有独立性的人、更少的可能按照自己的个人意愿行事:总统,必须对每个人都彬彬有礼,总统绝不能像你家附近的任何一个水暖工一样可以粗鲁地拒绝客户,
他必须在所有的情形下都保持愉悦的样子……那么,这一切是怎么改变的呢?(译注:这里就明显地看出卢梭将设想当作历史,然后询问,变化是怎么产生的。其实,根本没有变化,是洛克探讨如何改变政府或如何建立一个保护个人权利的政府。所以,卢梭在这里又改变了原文的意思!)“人们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请注意他的回答,“我不知道”,他不再说他可以作一个历史的解释了,就是说,他不再说他知道人是怎么从自然状态变到文明状态的了。究竟什么会赋予它合法性?我想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的天!他现在开始像霍布斯与洛克那样说话了,他在说,社会契约根本不是历史的,而是假设出来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将人看作天生就是自由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他的处处受制可以被认为是具有合法性的呢?一个自由的人何以同意建立政府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从道德上接受权力的管制呢?为什么一个理性的自由人要自愿地同意被枷锁制约呢?在提出一系列问题之后,卢梭开始掉头批判托马斯·霍布斯了,但实际上我们早都清楚霍布斯的回答是不可行的(译注:这里指霍布斯的书一出,就遭到当时各方批评,所以教授说,早就知道霍布斯的回答不可行,这里指当时的人,不是现在课堂上的师生。)而卢梭现在开始谈政府不应该是最强者的意志的体现的问题,这时他没有直接说出霍布斯的名字,但是,一眼就能看出来是针对霍布斯的理论。他说,“政府不应该依赖最强者的意志,或者是能够凭借所拥有的武器去恐吓他人的那些人的意志,如果武力可以产生权利,那么权利的拥有者会随着局势改变而改变:每个拥有比现掌权者更强大的武器的人,都可以成为权力的拥有者,一旦他们强大到足以轻蔑地违背命令时,他们的违抗就具有了合法性。”当你读这段话时,你会马上联想到前面所学的霍布斯的话,“掌权者当能够控制局面时,他才是统治者。也就是说,一旦有人能够起义,则掌权者就不再是统治者了。我们对你说,对,你不再是统治者了。”卢梭看到这里说,霍布斯太傻了,这意味着,如果有一个更为强大的力量上来,统治者就根本不能有效统治了呀,这时,统治者不能像霍布斯说的那样履行自己的职责了,所以当然就不是统治者了。所以,这就意味着霍布斯说的统治者实质上就是一个人只有比其它各方都强大才具有统治权,而单纯的宣布或指派根本不能获得统治的权力。这就是卢梭的第一个论点。
然后他继续评说霍布斯的关于一个人必须放弃自己的一切权利,整个地交给统治者的论述时,卢梭真的向他进行攻击了:卢梭说,一个人没有权利放弃自由,接受奴隶地位。这对卢梭来说就是绝对君主制,如果接受统治并无条件地放弃自己的一切辨别政府好坏的权利,然后对统治者说,“你有全部的权力作任何决定。”,那他肯定是疯子,只有疯子才会这样做,而疯子不能拥有权利或义务。丢弃自由等于丢弃做人的资格,卢梭写道,也就等于丢弃做人的权利甚至是义务。这种丢弃不符合人性。将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全部消除等于是将一个人的行为所对应的道德标准全部取消。只有一样东西必须强调,那就是,道德意味着我们可以选择。如果道德还有任何实在的意义的话,那就是,道德意味着我们有权选择,好或坏。如果我们放弃这种权利,将它交给统治者,那么,我们就不是我们自己了,而是他们的一部分了。那就是霍布斯要我们做的。霍布斯说,你放弃所有的权利,将它交给统治者。那么好,如果统治者像希特勒,你就像希特勒,他叫你杀犹太人,你就杀犹太人,就这么简单。你没有判断的权利。卢梭异常愤怒,他完全被激怒了。他说,按照霍布斯的理论去做就会放弃一切道德判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卢梭认为,我们必须保留道德判断的权利,我们不能理性地放弃、我们不能在道德上放弃我们的判断权。到这里,卢梭以恶毒的诅咒语结束了对霍布斯的批判。
从某种意义上,他好像是站到了洛克的一边,但随着我们继续读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洛克的理论并不十分明白:他在继续论述前批了一下洛克。他说,嗯,我认为权力也不能建立在多数人决的原则上。他说,一百人如果决定放弃他们的全部权利去当奴隶,他们凭什么可以通过投票,去强迫那十个不同意当奴隶的人呢?这说明,卢梭不清楚洛克说的自由究竟是什么。(译注:教授说他不懂洛克,并举例说一百人投票当奴隶无权强迫十个人跟着当奴隶。这里说卢梭不懂是因为,洛克的自由指的是“不能以任何方式剥夺他人自由”,也就是说不能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剥夺他人自由。这里最有名的案例就是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规定,任何时候都不能立法修改第一修正案)。卢梭说,保留道德判断、保持自由(译注:仅指自由选择的权利)、以及保留对行为后果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这些都是一个人的权利,它们比多数人决的原则更加重要。

(六)8/26
卢梭同意在某些情况下多数人决是有必要的,那种情况就是当我们遇到马上要说到的原因时,作为大家的共识,可以用多数人决。这种情况往往是需要解决二难问题的时候,不过,卢梭说,要建立多数人决的原则,必须意味着当至少一种情况已经发生时,大家一致同意使用此原则,就是我们大家必须愿意接受多数人决作为我们被统治的原则,而如果没有就此达成一致,那也不能用多数人决的原则,达成一致就是每一个人都同意。多数人决不是天然就有的权利,它是社会的约定俗成的权利。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同意多数人决,那将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而我们很可能达成一致,但我们仍然需要先确定这个原则。(译注:以上是卢梭基于对洛克的理论的误解而提出的异议,解释为什么洛克的多数人决的原则不对)。
那么到现在为止,卢梭将情况变得很难了:他排除了霍布斯的实验原则(译注:霍布斯的原则简单说就是绝对君主制或者也叫君主独裁制);排除了多数人决是政府合法性依据的原则,现在卢梭要提出他的关于政府合法性依据的理论,不过这个理论严格到几乎提出来都马上让人感觉不可能,因为若根据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全世界只可能有唯一一种政府具有合法性(译注:卢梭仍然认为自然状态是真实的状态,是人类早期的状态,因此,仍然期待与“以前”一样自由。而他的自由显然是为所欲为而不是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现在,我们先检验一下他这个说法的逻辑性:你必须和自然状态的时候一样地自由,任何情况下,你都绝对不能放弃你的任何权利,但与此同时,你与其他人组成了社会,你们是联系在一起的,你是一个社会的一分子但你同时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共同行为的一部分,而如果这个条件做不到,那么这个政府就是非法的,不具备合法性。

三、大众意志
那么,我们怎样可以做到这一点呢?卢梭开始要绕圈圈了:要政府的同时有自由,要秩序中有自由,你必须二者同时满足,你必须有自由,又必须同时是权威;你必须能够自主选择,但同时你必须保持秩序(译注:秩序指的是服从)。你必须同时都拥有,而如果找不到一种情况满足上述状态时,卢梭认为那政府就是非法的。那么,我们怎样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卢梭这时上来说,只有一种政府是具有合法性的,而这种政府存在的时候,这种统治者才具备合法性,这时的统治权,我们称之为“大众意志”。现在我们看看这个终于浮出了水面的巨大的概念——大众意志。卢梭的合法性的政府的权力是大众意志,而且唯有遵循大众意志的政府才是合法政府。

现在问题来了:究竟什么是大众意志呢?后来的哲学家,两个多世纪以来,到处寻找这个"大众意志",我们争论不休,试图去理解什么是"大众意志"。有人说这样有人说那样有人说其它,在经过多年的混乱以后,我突然发现原来这个大众意志非常地简单,极为简单,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个"大众意志"究竟是什么。不过我们要明白它是什么之前,先得看看这个问题,我们要理解为什么出来一个这样的问题。首先,它不是共识,也不是全体一致同意,因为卢梭说有些人最终会被迫做某些事,有些人将会被逼迫获得自由,所以大众意志不是简单的全体一致同意。我们已经知道了卢梭不认为多数人决是合法的,那么现在还有一种极为诡异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不是每个个人的意志的总和,不是洛克的理性地精确计算后的个人利益,也不是满足最多人的最大利益,在经典的功利主义看来,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总是将全部成本与全部的个人利益进行对比,然后我们选择一种方案,它可以最大化满足最多人的需求,依据就是因为它可能是个人意愿的总和,它可能是一个最大化满足最多人需求的最佳选择。但这些是不是意味着你仍然必须放弃一些自由呢?你实际上仍不像以前那样自由,你或许在总体上给予同意,你可能说,呃,好吧,我承认我必须遵守红绿灯信号,尽管我其实不想这样做,不过,这似乎是文明生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立法机构通过了选举。不过,这时你并不能真的和以前一样自由,你已经放弃了一些东西:你心里做了一个盘算,然后你同意了,你为了获得利益而付出了一些代价。为了文明生活你放弃了不少,你明知道有些你不赞成的法律,你还是得让它通过;你知道在洛克的文明社会的生活体验就是,你被一些你不同意的法律约束着,除非哪一天你可以使该法律通过合法的途径使之作废,你相信必须遵守法律的途径。卢梭会说,这不是太好,这不是所有人意愿之和,你放弃一部分东西,这是不对的,你不像以前一样自由,你不应违反道德(译注:这里指违背真实意愿,真就是道德)去行动,你不必为了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而违背良心去行动。我们知道大众意志不会在一个社会意见极分裂的时候出现,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每个利益群体都会坚持对其它利益群体不利的观点,大众意志不是所有利益群体的全部立场的平衡点。我们平时将所有黑人犹太人所有农民所有中产人士聚到一起,大家投票选举党派,然后获得多数的党派当选,但大众意志不是这样,这样选举产生的政府是非法的,因为有人是少数,有人这次失败了,有人不像以前那样自由。(译注:至此,卢梭仍然认为自由即随心所欲而不是个人权利,或者是卢梭没有权利意识)这样,全部的世俗生活中有的民主原则产生的政府都不符合卢梭的大众意志。那么究竟这个"大众意志"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大众意志是我们思考的过程中出现的,因为卢梭告诉我们,当所有的公民聚到一起,为一个公众关注的问题进行讨论,大家试图为某个公共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然后卢梭说,这时,大众意志就出现了。
从卢梭的这个话,我想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情形,至少我可以想象,想象一下卢梭说的大众意志是如何产生的,其实我们都很熟悉,就是我们平时生活中常遇到的情形:
例如,设想一下,你是委员会的成员,我们为了讨论这个问题而设想一下这个情形:现在学生与老师将要重新设计学校的课程,然后,这次委员会的讨论大会已经确定时间了,比如就是现在,我们不考虑我们的精美的大会堂,只是看内容,现在我们要从四千门课程中取消3500门,只留下500门课程,这其中许多都是必修课,现在你是委员会成员,现在假设师生委员会开始举行了。
你走了进来。我们站在卢梭的立场上这样假想:
你心里想着,“我向上帝发誓,我一定要争取达到全部必修课都保留的最低要求,或者你带着自己的个人利益默默地说,“我可不会批准数学与自然科学课程的必修课。那不是我,亲爱的小宝贝。我可是受够了这些课程。而你心里的盘算都是基于一种讨价还价的情形。然后你会想,那些大课堂太不好,彻底的教育都必须是小班讨论式的,所以你心里盘算着最多一个自然科学课程的班级不能超过20个人。你想着一定要争取到,而且你的学生选民都希望你坚持这一立场。然后你开始发言,陈述你的观点。
与会者有学生老师和各分校的人,大家必须经过讨论确定未来新学校会是什么样子,然后随着讨论进行,你慢慢地看到了更大的画面。你开始把你的注意力从个人的利益转移到问题本身上来,
你开始关注公共问题:学校应该有怎样的最低的要求呢?然后你开始进行深入的哲学性的思考,你想到: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中应该接受怎样的教育呢?然后,你、你、你,你们都开始说,“如果不修数学和自然科学基础课就不应该毕业。”你们开始这样认为了。然后谈到了课堂的人数。人们说,“嗯,我们当然可以搞20个人一个班啦,只要我们有25倍于现状的预算就可以,或者我们将学费提高25倍就可以了。如果有牛津大学的预算,我们就可以像牛津大学那样上课,但是,我们正努力让中产阶级进入学校,所以,你知道,我们可以搞批发授课,我们就像像生产大批量的机器人一样,你知道,那样的话,我们教育又便宜又好,那意味着课堂人数很多,不过有些令人震惊的事可以在大班出现不一定在小班出现……然后你们互相讨论着这些,然后你们回头来听其它人说,……最后,你说,“好了,我不想要一个受限制的大众化的规范”……
然后,你设想一下结果是怎样的?委员会最终出具一份报告,你看到了报告,然后你原本是带着自己的利益主张走进大会的,现在,你看到报告,你不干了。你提出来说,我要提两点:1、是不是还有其它选择呢,我是说要求数学与基础自然科学是必修课的事;2、我们保留了大班上课模式,这样方便愿意选的人都选得上。
这是大家讨论后你认可的,而且每个人都参加了讨论,所以你和以前一样自由,而且你是与所有其它人结合起来进行的讨论。这时出来的就是"大众意志",任何其它的方式都不会得到。在这个讨论中,你自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你的个人利益没有变成公众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卢梭讲到,这样的政府就是合法的,合法政府就是这样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反悔,你回不去了,你无权说,“哦,我虽然是被说服了,但是我还是不愿上自然科学课程,所以我不去上这些课。
不过,你知道,所有人都必须上这些课啊。你说,可是我不喜欢啊。然后卢梭说,“难道你的天性没告诉你吗?这是大众意志啊。你要是不去,那你太自私了,而且你就不自由了,所以你要是不去上的话,我们有权强迫你上,否则你要承担不好的后果。这是大众意志,是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的。”
这就是说,大众意志是一个天性的行为,是自然产生的,然而,这种合法性却是强制性的。这种情况只会在很小的社会发生,或者是某个具体目的的团体中发生。或许它可以在瑞士的山村里,那里的农民面对着生存的挣扎;或者会在一些具有特定项目目标或行动的群体中发生,有些公司,比如说,就是这样开会的;其它的一些团体的委员会也常这样开会,集团公司更多……这是每天的日常生活,但是若将它变成一个国家的政府合法性标准那等于是制造一个纯粹民主制度下的强制性的标准。好了,以上就是一个开头,是对卢梭的激进理论的大体描述,下次我们将深入考察他的理论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译注:这是教授的第一节课的内容,整节课大约50分钟。)

2017年6月24日星期六

“国家起源说”违背历史事实

马克思称最早的社会阶段为原始社会,说,人类社会首先处于公有制下的原始状态,国家随阶级的产生而产生:当生产力提高有了劳动剩余,产生了私有制,后因贫富不均而产生了阶级,为了社会延续,需要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去缓和冲突保持秩序,于是有了国家。
这里面有两大错误:1、这个解释用抽象的推理代替了真实的历史,致使绝大部分中国人不理解国家的形成历史与国家的概念。2、马克思盗用自然状态理论将它命名为公有制的原始社会。下面具体解释:
第一,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不是像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自然形成的,而是欧洲于1648年历经三十年战争之后达成的《西伐利亚和平协定》的结果,在此之前,只有“邦”或“民族/部落(polity)”,它可以是现代意义上独立的国家(但在1648年以前不存在,因为所有国家都效忠教皇,而更早只有如古罗马和秦汉等帝国),也可以是没有主权的领地、殖民地或一个现代意义上独立国家的一部分,而且没有边界划分与其它邦承认的统治范围。例如游牧民族/部落会随季节或其他原因迁徙;中原与周边民族之间也没有相互承认的疆土。随着欧洲的航海大发现兴起,“国家”逐步在全球范围内将世界瓜分,再没有一片土地可任意开发和占领。
第二,马克思的原始社会也不是来自历史学或考古学(他没有这个学术能力),而是基于约翰·洛克的理论设想而臆想出来的。
我们先看看这个理论设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社会的区别:洛克描述的自然状态基于这样一个设想:如果所有的人都不受任何权威的控制,也没有任何人有控制他人的权力,这个社会将是什么样的。我们会感觉那是一个原始社会,但那不是真正的原始社会,因为在霍布斯和洛克的时代,大工业生产已经很发达了,那时有各种机器制造出各种产品。那么他们设想这种自然状态是为什么?这种状态与原始社会的区别在哪里?
1、真实的原始社会是群居的社会,这种原始社会仍然有权威而不是没有权威存在。这个权威就是群居社会的首领,有些叫酋长有些叫族长。过去中国介绍过一个外国拍摄的对人类原始社会发展的介绍,那其中可以看到原始社会中单个的人无法生存,他们只有群居时才能克服未开发的大自然所带来的各种威胁,而最开始的原始社会连语言都还没有产生,但是那样的氏族从一开始就有首领。难道马克思的没有首领的公有制的人类原始社会是指的群居的猴子?
2、与原始社会相反,自然状态中的社会,每个个体是不借助他人而生存的,即不是群居状态。设想中的人与所有其他人是平等的,也是自由的,这说明,这样的社会假想的是:没有工业、没有集体劳作的农业、没有集体管理的畜牧业等等。在真实的原始社会,族长酋长们是凭借自己以及从过去的长老那里得来的经验,指导群员进行谋生的活动。所以他/她是权威,管理着所有的人。
3、与自然状态相似的是:二者均没有大产业,劳作均靠自己的双手(或者说体力)。为何假设自然状态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农业等产业化运作?因为如果有,必然意味着有一位或多位组织者与领导者。大型的工业农业必须靠人去组织才可能实现,没有任何组织者与投资者,这样的产业化不会有。所以洛克举的例子都是简单的凭借双手实施的劳动,例如耕种土地、从地上捡苹果、从河里取一捧水等等。根据理论设想的自然状态,任何人不充当任何其他人的权威,也就不可能有谁听命于他人或受雇于他人,因此人们互相之间无法建立权威与服从关系,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而不是像原始社会那样的集体或部落。
这是最关键的差异,它决定了洛克所谈的社会是基于独立的个体的而不是真实社会状态下的族群或集体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洛克的自由主义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却将它改造成'原始社会"阶段,而而它明显是集体主义的。
这也是最为重要的差异,因为洛克的自然状态理论揭示出私有制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而马克思的原始社会却变成了公有制为天然合法的制度,并继而认为公有制是人类最终的最完美的制度,因为没有阶级与阶级矛盾。下面可以简单对比一下:
在洛克看来,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是由独立的个人完成的,而整个自然界是大家共有的,但自然界的价值非常低,只有劳动才使价值大幅提升,如勤劳耕种的土地与大自然肥沃却无人打理的土地的价值相差巨大。这个差异是个人的劳动带来的,所以劳动成果应该归于劳动者私人拥有。
而马克思认为,原始社会是所有人共同劳动,所以劳动成果是共同的,公有制才公平、合法,私有制的出现是一种堕落。但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任何一个实际的原始部落,其劳动成果都不是归于抽象的集体,而是归族长或酋长,并由他分配。这其中没有公平可言,完全依照头领的个人意志。欧洲历史记载,在非洲,如果没有酋长抓人,欧洲人不会有奴隶,他们不会自己去抓人,因为部落中的人也是财产,归属酋长所有。酋长对所有人有生杀大权。所以,每个具体的部落的财产权包括人都不是公有的而是酋长所有。另外,原始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劳动成果绝对不会共享,不同部落甚至会因此发生战争。也就是说,原始社会既非群落成员内部共同享有劳动成果更非整个社会共享劳动成果。例如,在北美印第安人的原始部落之间不共享任何劳动成果,有的只是抢夺劳动果实与战争。
所以原始社会为公有制是马克思的虚构。他的原始社会理论既篡改了自然法理论又违背历史事实。

2017年5月14日星期日

《辽宁著名民主人士姜力均将于2017年5月15日刑满释放》

     辽宁民主人士姜立军, 笔名,姜力钧,龚存龙。 男 ,出生日期 1966年8月26日 出生地点 辽宁省铁岭市。 居住地点 辽宁省调兵山市建委宿舍4楼9号 教育程度 中专毕业 职业 。调兵山市供热公司干部,自由撰稿人 笔会会员 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 。
      1988年10月,因主編《民聲報》、組織中國青年救國會,被當局收容審查88天;1995年11月,因同類政治因素再次被當局收容審查21天;2002年11月,因與陝西的民主異議人士趙常青等人,聯合全國190多名異見人士聯名上書中共十六大,要求當局重新評價八九民運、釋放政治犯、推行政治改革,以及恢復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人身自由等,11月6日,隨被北京警方以“在互聯網上發表文章,企圖組織自由民主黨”為由刑拘;同年12月24日,被北京警方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逮捕;2003年11月,被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以同罪名判處有期徒刑4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並先後送往北京秦城監獄、天河監獄、遼寧省錦州監獄服刑,2006年11月5日刑滿出獄後,其追求民主之心依然彌堅,並續持關注和幫助各地訪民等弱勢群體的維權問題;2010年11月11日,曾就大連灣海域發生的重特大海難責任事故,積極幫助海難事故家屬上書遼寧省委書記和省長,要求成立事故調查組徹查真相;2013年2月16日,曾組織遼寧省各地公民網友到瀋陽市朝鮮大使館門前舉牌抗議,要求朝鮮當局停止在中國邊境地區進行核試爆,並要求中國政府立即停止對朝鮮的一切援助等;2013年3月1日,曾代表中國民間反核俱樂部發表聲明,要求廣州當局立即無條件釋放在廣州被抓的反核義士等;2014年3月底,又積極聲援3月23日在黑龍江省建三江被關押和遭遇毆打的四律師事件,並協助各地公民前往圍觀和參與捐款活動;5月16日,突然被瀋陽警方從家中帶走,後被警方指控因在網上發佈煽動性資料,而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予以刑拘;2014年6月24日,被遼寧省瀋陽市檢察院以同罪名予以正式批捕;2016年1月29日,被遼寧省瀋陽市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據悉,其在押期間備受酷刑折磨,曾窒息休克,至今手腕上的傷疤仍然清晰可見。
    2014年他在看守所被施刑,情况属实,他曾告诉律师具体情况。看守所没给他治疗,他的健康仍然不佳,他的视力下降,手腕仍有伤,头部及腰部都不适,希望当局能够让他治疗。律师丁锡奎说: 这个(酷刑)内容情况都属实,会见他的时候,他都讲这个情况,给我讲过。现在,他的身体确实有问题,他需要治疗,都不给他治,这是一个问题。
     2014年5月16日,姜立军被渖阳巿公安局刑警支队抓走。两日后,即18日,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寻衅滋事罪刑拘,羁押渖阳巿第一看守所。姜立军父亲2015年3月致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姜立军被刑警支队长岳鹏等人,以残暴手法进行刑讯逼供长达一个月。
姜立军从看守所写信披露,2014年5月20日,即被刑拘第3天,岳鹏等人把他带到临时设立的审讯室,强迫他认罪,脱光衣服拷在老虎凳上,并困绑手脚被他们殴打,灌水入鼻,直至他心脏病发休克等。
    2017年5月15日刑满他将被释放。  
    值此姜力均先生被释放之际,我们流亡海外的部分中国民主人士对我们共同的朋友姜力均先生历经监狱磨难,重归社会予以祝贺! 呼吁全社会特别是辽宁沈阳附近的朋友们对姜力均先生今后的生活与工作和政治处境给予强烈的帮助和关注!谢谢大家!

        心系辽天  2017年5月13日于美东